从“孩子的眼睛”看《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中有两组家庭的对比，韩雨辰见义勇为，出于正义感救助同学，而张科霸凌他人，对父亲撒谎，指使小混混攻击报复同学。

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是塑造孩子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作为孩子最重要的榜样，他们的行为模式直接影响孩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罪错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发现，“问题”孩子背后往往有着“问题”父母。他们习惯了“吼叫式”“指责式”“命令式”的暴力沟通方式，甚至发现不了孩子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的职责作用，就像影片中公安机关对霸凌同学的张科的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但我真正理解这个职责，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就像韩明夫妻对待张主任，认为他“蛮不讲理”“无法沟通”一样，我也曾对“问题”父母存在固有印象。一个涉嫌盗窃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退赔被害人，我联系到了他的母亲，她都没有问需要退赔的金额，就语气没有起伏地说，“我没有钱帮他退赔”“我很忙，没办法到南京去”。我想，这是一个不关心儿子的妈妈，甚至构思了《督促监护令》的内容。和这位未成年人嫌疑人谈话后，他让我给他的妈妈打一个电话，说自己在看守所缺衣服，还有他想妈妈了。我当时没想什么就转达了，电话那边沉默了六秒钟，我疑心电话断线了，突然听到一声痛哭，像是从心肺里哀叫出来的哭声，夹杂着一句“我的儿子”，让听到的人瞬间心酸。后来，我才了解了她伪装平静背后的无能为力，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深深愧疚与痛苦。

是不爱孩子吗？是不会表达吗？是无力监管吗？每一个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都是不同的，他们误入歧途背后的原因也都是不同的，这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不是以统一的文书格式去监督父母，而是用心去了解家庭成员的情况、关系，去分析监护人是教育能力、教育意愿还是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对症下药地制定家庭教育指导方案，针对性地联合社区、妇联、关工委等相关力量，才能切实帮助失管失教的未成年人。

《第二十条》中有两个未成年人的发问。韩雨辰的父母希望他去道歉，告诉他上重点大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没错，拒绝道歉，最后还是为母亲写下了检讨书。在送母亲去看守所的路上，韩雨辰问父亲：“下次遇到校园霸凌我是不是不应该救？”父亲：“那当然应该救。”韩雨辰：“救了不就又成这样了吗？”父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上访户张贵生的女儿希望父亲去讨个说法，大人们告诉她司法判例，告诉她生活现实，劝她翻篇，重新开始，最后父亲车祸身亡。她捧住父亲血迹斑斑被撞扁的头盔，说出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是我害死了我爸爸。”她承受了爸爸入狱，妈妈去世的痛苦，在几年内为爸爸写了很多封上访信，她说，“如果是你在那辆车上，你会挺身而出吗？你摸着良心告诉我，我爸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旁边的检察官韩明沉默了。

当孩子开始独立的思考，推开了成人世界的一扇门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可能大多数为孩子引路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两难，希望你正义善良，与不公对抗，又怕你棱角分明，无法融入社会，希望你适时低头，更好地生活，又怕你受伤失望，丢掉善良柔软的心。

但在孩子们问到法律，问到这条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时，我们不应该沉默。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是孩子们内心对于公平正义的朴素期许。每一个案件为什么要这样办、为什么不那样办，我们都应该有底气，可以直视孩子的眼睛，一点一点告诉他。

影片的最后，娟娟看到电视里的韩明说出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句话，她可能还不能理解这句话具体的意思，但是这一粒法治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她的心中。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也是孩子们的，但归根到底，世界还是孩子们的，就像韩明所说，我们能做的，是将怎样一个世界交到他们手里。检察机关、法律工作者、甚至全社会都有一个天然使命，就是让做正确事情的孩子，得到肯定与鼓励，而不是付出成人世界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