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建华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已成为全方位崛起的国际新兴政治力量。美日欧努力撬动与“全球南方”关系，把争取它们的支持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维护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三方互相配合，形成联动，出台联结“全球南方”的各种举措，分化与拉拢相结合，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将“全球南方”予以政治化和工具化。日本在“全球南方”议题设置上起引领作用，美欧紧随其后。在具体做法上，美国多以“阵营化”思维采取威慑分化为主的政策，日欧双面下注，既追随美国步伐起舞，又以柔性拉拢为主，借实现自己的“战略自主”目标。中国作为天然的“全球南方”国家，将以促进团结为己任，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各国共同利益，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

　　葛建华在文章指出，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力量，也成为国际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乌克兰危机重塑了地缘政治格局，暴露了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脱节。美日欧意识到“全球南方”不愿为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和地缘政治意图牺牲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此，它们不得不将调整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

　　“全球南方”泛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大部分位于北纬30度以北的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南方”国家经常被描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不以贫富差距、阵营、宗教和制度等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在其中，统称一体。“全球南方”尽管成型早，但因概念界定不够清晰，存在被美日欧予以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

　　（一）“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应该说，“全球南方”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而具有综合性的内涵，其所涵盖的范围变动不居。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前身是“第三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出现经济奇迹，第三世界即为“贫穷的世界”失去解释性，它的标签开始被“南方”所取代。北方和南方共同被纳入全球化进程，“南方”之前往往被添加“全球”，全球化进程和结构使所有的国家成为日益一体化世界的一部分。虽然有历史根源，但如今的“全球南方”逐渐具有地缘政治内涵，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内涵。

　　“全球南方”群体性、全方位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二战以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冲击性。经济上，根据202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强劲增长之中，增速从2022年的2.8%大幅升至2023年4.5%。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为例，“全球南方”代表性的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由2013年16.59万亿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25.91万亿美元，与美国的25.47万亿美元持平。占全球GDP总和的比重也从2013年的21.37%跃升至2022年的25.77%，政治上，“全球南方”最大的特点，是对外决策的制定依据自身国家利益，拒绝在大国冲突中选边站队。“南方国家”的崛起，成为21世纪初全球发展领域最为鼓舞人心的进展。

　　（二）“全球南方”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首先，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和崛起，其行为选择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推动世界格局呈现更为明显的多极化态势。冷战期间，这些国家必须选择一个阵营，或者与不结盟国家站在一起。但近十年，“全球南方”国家扩大了自身的回旋余地，形成多向、多节点对外关系，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发展关系，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全球南方”强国，不仅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还能够对国际局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全球南方”崛起对地缘政治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日欧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世界各国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事实上，代表世界一半人口的国家对于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反对票或弃权，非洲、东南亚（新加坡除外）和拉美等国家均没有加入其中。“全球南方”代表之一的印度，其外长苏杰生甚至提出欧洲必须摆脱“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这一思维定式。面对乌克兰危机下世界政治格局日益“阵营化”“集团化”的趋势，“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追求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强化“不结盟”立场，乌克兰危机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要标志。而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再次展现出一致立场，一方面对以色列非人道战争行为进行批评和谴责，另一方面支持巴勒斯坦立国，通过和平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

　　“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卷入大国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很少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外的惩罚行动，它们着眼于重塑未来新型国际秩序，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扮演着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全球南方”无论在体量、权力和影响力方面都变得更为重要。

　　再次，美日欧效仿之前概念输出成功案例，欲塑造“全球南方”地缘政治话语体系。“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在欧盟最初提出之时，主要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考量，而且故意突出了后者的分量，以便把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排斥在外，美国等国紧跟附和，使之成为相当热度的概念。美日欧更加关注的，是“全球南方”实力相对较强的某个或某些国家群体性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全球南方”近年来日益成为美日欧政学两界的高频词，它们希望通过制造热点，复制之前的“成功”做法，比如“印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概念的输出，增加其在新的国际关系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趁“全球南方”尚未形成整体性国际力量之机提前布局，联动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使其成为大国竞争和地缘战略对抗的新工具。

　　（三）美日欧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布局“全球南方”

　　乌克兰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延续，政治安全因素取代经济因素上升为国际关系中考虑的主要因素，美日欧同频共振全面合作的趋势基本形成，在政治安全乃至经济安全领域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在布局“全球南方”的战略目标上，三方基本达成共识并在行动上形成联动，但在做法上稍有不同。美国从“全球南方”挑战其全球霸权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日本欧盟则既表现出密切配合美国、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又将“全球南方”作为大国博弈的第三方力量，通过强化与其联系扩大自身战略回旋余地，增强对国际事务影响力，实现“战略自主”。

　　具体来看，首先，日欧借“全球南方”议题作为实现其“战略自主”的重要途径。2022年3月欧洲理事会通过的《凡尔赛宣言》中指出，要在国防、能源供应和经济方面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欧盟战略自主的方向主要是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对域外供应链依赖以及对美安全依赖。为此，在前殖民地区主要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简称“非加太”）特殊经贸与政治联系的基础上，将某些曾施加在“非加太”的政策移植到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日益成为欧洲的重点拉拢对象。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成为欧洲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

　　欧洲主要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把与“全球南方”的合作视为其历史遗产、文化亲和力和地缘政治利益的一部分，也成为其谋求“战略自主”的重要抓手。如西班牙积极深化与拉丁美洲交往，而法国和意大利在北非地区的活动异常活跃。自2000年欧盟与“非加太”签订《科托努协定》后，还签订了双边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乌克兰危机中，遭遇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欧洲，在安全上日益依赖美国的同时，为了能够继续“战略自主”，寻求“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成为其拓宽发展道路的重要选项。

　　日本近年来战略自主性逐渐增强，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和欧美之间的桥梁。日本认为其外交优势之一，是尊重各国和地区的历史和传统，不强加特定的价值观。日本政界领导在国内外不同场合，集中强调日本介入“全球南方”的意愿。日本发表《发展合作白皮书》，将与“全球南方”合作作为优先选项。在与“全球南方”国家接触时，将“法治”作为其外交的招牌，认为在全球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一价值观比人权和民主更容易被“全球南方”国家接受。如岸田首相在2023年1月访问华盛顿时演讲强调，如果被“全球南方”抛弃，我们将沦为少数派，不利于解决政策性课题。他在2023年1月23日发表施政方针提出：“为了整个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面临的课题，将加大对‘全球南方’的介入力度。”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自民党核心层会议上他又提出，日本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要倾听“全球南方”的声音加强参与。日本政府同时将其理念外化为行动，其政要对中亚、东南亚、非洲和太平洋岛国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拉拢力度不断加大。

　　其次，美国也将对“全球南方”的介入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全球南方”日益成为美国政学两界的“高频词”。为了维持其对“全球南方”广大地区的影响力，在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构建“包容性阵营”，加大与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和国家的接触力度。但是，美国思考“全球南方”问题，主要是从“全球南方”对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造成的挑战出发。美国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在“全球南方”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国，基本没有美国的盟国；相反，中国却将自己塑造为“全球南方”一员，把与这些国家的紧密合作作为增强软硬实力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主导“全球南方”的“去美元化”。另外，美国与“全球南方”关注重点不一致。“全球南方”国家更加关注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它们认为自己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而西方国家应对大部分排放负责，并支付大部分减排费用。美国则试图通过控制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如债务、经济增长和贸易政策决策所增强的实力，对“全球南方”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总之，针对“全球南方”的政策，欧洲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项政策比较完备，在政策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日本紧随其后在优势领域不断发力并在话题引领上表现突出，美国针对“全球南方”政策不断与日欧同步。美日欧凭借其对技术创新和金融体系的控制、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援助、军事以及对于多边组织的操控，借“全球南方”还未形成一个整体性力量，很难做到像欧盟那样奉行连贯政策或者采取集体行动的特点，提前布局，怀柔与威慑并举，拉拢与分化结合，阻碍这些国家形成集团合力，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南方”的发展。

　　二、美日欧制造“全球南方”议题的动因

　　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全球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舞台上积聚了大量经济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和战略价值凸显，越来越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对象。美日欧通过复制“印太战略”概念营销的做法，主动炒热“全球南方”叙事，最终实现分化南方的图谋。

　　（一）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乌克兰危机强化了欧洲对美国军事安全的依赖，美国将西方国家团结在其“领导”之下，如今美欧对全球重大问题持有的许多看法保持一致，但西方在政治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却越来越脱节。由日欧官方机构联合发布的《统一的西方，与其他地区分离》调查报告认为，美国认可更多的是东西方、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冷战式两极格局，更倾向于将“全球南方”国家的中等强国拉入自己的阵营。日欧基本认同和追随美国的看法的同时，提出也要为多极世界做好准备，应根据“全球南方”的想法，提前布局，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存在着不满，但由于它们数量众多，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仍缺乏统一立场，难以就贸易和发展等问题与主要大国进行有效谈判，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缘，在认同感和规则制定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针对“全球南方”由于缺乏有效机制的聚拢效应，在国际影响力的发挥上仍受到制约的短板的存在，日欧积极提出一些议题和概念提前布局谋划，美国随后跟进，三者各有侧重分化拉拢“全球南方”中的对国际秩序重塑有着重要意义的“摇摆”强国（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外交上针对“全球南方”四面出击，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代表西方拉拢“全球南方”国家。过去日本利用政府发展援助（ODA）为“全球南方”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帮助，但现实是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都落后于中国。为此，日本希望尝试有别于美欧的方法，不只是通过实力拉拢，还在规则的制定上增强吸引力。日本认为，“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心甘情愿地与超级大国结盟，但“全球南方”不是政治集团和多边组织，不以意识形态、区域划分，而是一个妥协的、域外的和多边的松散团体。由于脱离了区域划分，对美日欧来说具有更强工具性。

　　“全球南方”更关注经济与发展挑战，更希望看到一个制衡美西方力量的世界，它们倡导“政治中立”，认为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实体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并非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问题和挑战的最有用方式。为此，美日欧通过了解需求后包装特定议题为导向，试图与这些国家形成“议题统一战线”，意图为其理念站台，在国际上形成压倒性声音，服务于美日欧利益，继续维护它们在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

　　（二）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全球南方”更倾向于一个多极世界。在单极世界里，美国习惯于通过提出要求和最后通牒来处理问题，然后加大施压力度，先是制裁和武力威胁，如果更温和的胁迫措施没有奏效，就转向震慑和政权更迭。美西方喜欢居高临下，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相比之下，在多极世界里，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关注其他国家的需求，努力说服其中一些国家达成互利的协议。作为在多极世界秩序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中心枢纽，在中高端附加值的技术生产中全球份额从个位数增长到近40%，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中国在“全球南方”不断扩大影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全球南方”受益，积极促成伊朗和沙特和解，并与沙特和伊朗通过建立三方联合委员会来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推动乌克兰危机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美日欧联手阻碍中国在世界秩序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三方不仅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还将中国塑造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第三方合作，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保护经济安全等名义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进来，以实现对中国的“脱钩断链”，通过构建小集团式的方式拉帮结派形成围堵中国的局面。

　　（三）规避新金融架构对世界金融体系形成挑战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日欧联手将俄罗斯与国际金融架构隔离开来的举动,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市场之间结成联盟，削弱了美元的地位。随着替代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选择日益增多，更多保持不结盟立场的国家开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权重已经从2003年占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外汇持有量的2/3，下降到2021年的55%、2022年的47%。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加，金砖国家于2015年成立了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允许金砖国家成员获得（主要由中国提供的）流动性。金砖国家成员国以美元以外货币进行贸易的尝试，有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国家兴起了“去美元化”热潮，不仅削弱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而且削弱美国制裁的效能。长期以来，美元一直被视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对美国经济及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美国如采取对抗“去美元化”的举措，将会引发与“全球南方”之间经济关系出现意想不到的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后果。如美国制定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将制裁对象扩大到不肯合作的国家，这一举措势必鼓励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维护集体安全或者反抗。如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走向“去美元化”，将会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动摇美国的国际金融体系霸权，为此引起美日欧的焦虑。他们认为其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为了维护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借机拉拢“全球南方”国家重启排除中国和俄罗斯的新的“全球化”，重新定义国际金融的规则和制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