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家的两个世界

　　小说家毕飞宇讲起一件关于写作的旧事。

　　1988年，他独自登上了一艘渔船，准备出海去。他的脑海里装着一个小说的雏形，情节还不完善，但发生背景已经确定，设定在茫茫的大海上。毕飞宇在苏北平原长大，对大海的真实质地缺乏感性认识，“唯一知道的就是（很多）水，很大”。年轻的小说家讲求严谨，认为小说里，“有些东西是不能错的”。他托了多道关系，最终在大年初六这天，在狭小的渔船上得到一张铺位。

　　小说让他第一次抵达日常经验之外的世界。

　　渔船载重17吨，在茫茫大海里微不足道地摇晃。他的确看到了远超陆地上分辨率的景观。比如海鸥，在渔船上仅距离他四五米远，能清楚看到它们鹅黄色的嘴角；因为船身摇晃，没有一个渔民的门牙是完整的，都被撞断了；在船上，水装在铁罐中，喝起来有一股铁锈味道，“喝不进去，一喝就吐”。

　　他换得了虚构世界的真实，但也在自己生存的真实世界里，吃了一番苦头。

　　第二次采访的这天上午，他几乎是滔滔不绝，将那段经历的每个细微感触都和盘托出。在海上煎熬的11天，是胃里翻江倒海的11天，他从上船一直晕乎乎吐到下船。

　　“在海上，脑袋无限开放，而身体无限痛苦，晕船最晕的时候，你睡不着的，脑袋灵活得不得了，四通八达，每时每刻你脑袋里面都是一堆乱码。”他说，“你不在那儿漂一下，对生命的脆弱、渺小和无助，你逮不住。”

　　海上的漂游，恰恰类似于他写作时的状态。

　　那是一种复杂的感受。神圣感和恐惧感并驾齐驱，同等强烈。他形容，写作时，就像一个人跳入海中，看不到彼岸，身边是无限扩大的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从哪里上岸。“你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有意思，要把标题打下来，有两三行必须要写下来的时候，同时你也会觉得，哪一天才能写完啊，很害怕。”《推拿》写了13个月，其中5个多月都因为收不了尾而搁置在那儿，他甚至动过放弃的念头；2023年出版的新作《欢迎来到人间》折磨他更久，在“海里”泡了十多年，才终于湿漉漉地上岸。

　　转瞬即逝的灵感，是他得以依凭的那根浮木。

　　年轻时，毕飞宇常在枕边放本笔记本，开车时也随身携带，灵感在午夜登门造访，睡梦中的他来不及开灯，拿笔记下。有时，因为字迹潦草，字压着字，再也难以辨识，他会陷入深深的沮丧。

　　他将灵感到来时的体验描述成一种“喷涌”——思维速度的计量单位要按毫秒计算，新的主义、新的结构、新的人物关系，不停在脑子里往外涌现，自己就像“发情期的狗”一样闹腾、不安。有人曾问他，写作一个小说需要多长时间，他脱口而出，几秒。对方觉得他在胡说。“其实我不是胡说。再大的小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几秒、十几秒钟，在脑袋里，刹那之间，电光火石般的撞击当中就有了。”

　　二十来岁时，喷涌状态到来，毕飞宇当天就要把灵感写下。如今，他有了老作家的冷静，眼光里多了一层审慎。过了两三天回望，仍然觉得不错的内容才留下，有些内容当时觉得挺好，“其实是一堆狗屎”。在自卑夹杂沮丧的情绪里，他将文档里的字数尽数删掉。

　　那些呈示思维活动混乱形态的符码，最终要一点点耐心捋顺、赋予秩序。他将写作的过程形容为农民插秧，“一棵秧苗就是一个字，一棵秧苗接一棵秧苗地插下去，一个字接一个字打出来，”他说，“回过头去，无限浩瀚的一大片稻田，一个一个的字在那儿。”

　　现在，毕飞宇拥有一片又一片稻田，堪称浩瀚。

毕飞宇，当代作家，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代表作《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受访者供图）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天，他穿着衬衫，姿态挺拔。聊天中，他自然而然称自己已是“一个60岁的老人”，却永远处在白日梦的状况底下，“无论在街上走，还是和朋友一块玩，我基本上一个人在那儿编某个人的故事，这个‘编’不需要刻意，自然而然”。

　　他曾听过一个说法，对作家而言，最浪漫的事，就是“把自己写老”。在他现今的日常生活里，年老渐渐显露迹象。在他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南京，他的年纪已经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不久前，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的声音变粗了，他回答，“那当然，老了么”。

　　前年冬天起，他开始阅读古籍，这个举动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异。他翻出《论语》《孟子》，最近读的是《韩非子》。他说，读古籍是为老年做心理上的准备，“我要靠这个来养老”。

　　他出生于1964年，父亲一辈读过私塾，学四书五经，他上大学的时候，接触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在古典文化上没花太多功夫。“你毕竟是一个中国人，死的时候得见你的老祖宗，见了孔子和孟子总得说说话吧，说什么呢？总得了解一下吧。”

　　但他觉得自己的心态是不老的。按他的话说，一个60后作家，过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活到了可以懈怠的年纪，但仍然对写作中的“进步”有所追求。最近几年的小说作品里，他执著地挑选年轻人作为叙事的主角。

　　进入60岁后，他发现内心干净许多，“没那么要了”，“二三十岁、三四十岁表面看来面对的是自我，实际上都是自我之外的东西”。现在，虚荣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远没有年轻时那么强健。面对生活，更多是感到平静，对日常有平静的爱，同时兼具正当的怀疑。

　　对写作的热情还在。

　　在一年又一年的时间轮转里，毕飞宇和他所虚构的世界共存了三十余年。很难说清，他所虚拟的那个世界，和他所存身的这个世界到底孰轻孰重。它们互为镜像、彼此渗透，记录他所发现的生活真相。

　　写作时，毕飞宇需要一点日常生活的动静。拖地板的声音，狗走来走去的声音，瓷碗和瓷碗的碰撞声，烧开水的声音。这些声音让他踏实。无论脑子里构想的人和事多么飘忽，那些声音提示他仍身处现实之中。有朋友曾提议，让他去山区或海边的别墅写作，他拒绝了。“在那儿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都不能判断我是活着的还是死了。”

　　没有五个小时的整块时间，他通常不会写作。长时间的写作，有时跨过午餐，妻子就把菜放在米饭上面，把碗送到他的电脑前。“我就一边吃，一边用一个手指头在那儿敲。”

　　虚构的世界，扯动着作家的现实情绪。按照他转述妻子的说法，写作时的他“几乎是个神经病”。“她说我写作的时候表情很丰富，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我想那个东西肯定很吓人，有时候脸上充满了喜悦，有的时候充满悲伤。”

　　“作家不是写作的人，作家是一厢情愿相信虚构类事情（的人），大部分人觉得虚构的世界是假的，是编出来、想象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这样，最起码对我来说不这样。对我来讲，我非常相信虚构类的事情，只不过它不在三维里头，它是很坚定的现实，我是和它在一块的，我是和它同呼吸、共命运的。虚构不是虚假，虚构情景意味着维度的不同，它不是虚假，虚构是更高意义上的真。”毕飞宇笃定地相信这点。

       力量，写作和日常生活

　　写作上没停止逞能。

　　作家的一天从一杯咖啡开始。

　　在南京龙江，流传着毕飞宇常常出没的咖啡馆。盛名在外，常有“粉丝”在那里蹲点堵他。他说，迄今遇到“最神奇的事”，是在楼下的红绿灯处，被拖着行李箱晃悠了两三天的读者堵住，对面语无伦次，只想和他说几句话。

　　来自远方的人，怀揣着各自碰到的现实问题，想找他倾诉，觉得作家或许藏着特殊的秘方，可以让他们拿走。“其实我是没有的，”毕飞宇有些无奈地说，“等他见到我，发现我比他还普通，帮不了他们什么。”

　　他最负盛名的小说《玉米》《青衣》里，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女性形象，来人者中不乏女读者，认准了小说里的某个人物，写的就是她。“她会问你，你怎么会那么了解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被称为中国当代最会写女性心理的男作家。

《玉米》《青衣》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徐帆在电视剧《青衣》中饰演女主角（资料图）

　　在2011年微博的一次微访谈中，他回应加诸他身上的标签：“写女性心理最好的作家，乡村作家，乡村妇女作家，最帅的作家，肌肉作家，这些都是人们给我的帽子。我把这些帽子放在衣柜里，即使在寒风凛冽的冬季，我也是一个光头。”

　　从外表看，“光头”和“健美的身材”是毕飞宇留给外界两个突出印象。

　　每天晚上的某个时间，他会出现在健身房，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票球友、健身同好。朋友们熟门熟脸，见面打招呼：毕老师，昨天又在电视、报纸、杂志见到你了。他们构成了毕飞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生活总体上变得可预测，“偶尔冒出几个陌生人来，也是生活的常态”。

　　他从1999年开始健身，此前痴迷踢足球。健身节奏堪称规律：四天一个周期，分别练习胸、肩、背、腿，第五天休息后，又一个循环开启。谈及写作，他总有意无意拐到健身术语。他用白肌力量和红肌力量来比喻写作，前者维持着人的耐力，后者维持爆发力。“光有耐力，小说会不够激动人心，光有爆发力，小说会失去它的生存。”

　　“我常常调侃他，你天天健身，练出胸大肌、二头肌和腹肌，那是给粉丝，尤其是女粉丝看的。作家都有一种‘被看’的欲望。”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书面回复南方周末采访时写道。

　　“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为了显摆我的肌肉才健身的，其实不是，”毕飞宇解释，“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喜欢负荷，当身体克服了负荷之后，它会为我带来外人体会不到的快感。”身体负荷一定的强度，让他也得以扛住虚构世界的重量，他称这两者是配套的。

　　不过，过去几年，他引以为傲的力量正在一定程度上离他而去。2016年，动了腰椎间盘手术后，遵照医嘱，他时刻提醒自己已是“病人”。身体胖了一些，力量、柔韧性、平衡性都大幅下降，“尤其是协调性，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十多年前，出国一趟，力量下降，他会规定自己在一定的天数恢复卧推重量。在健身房，几个朋友玩开心了，也会冒进地冲一下力量。

　　“现在不会，现在如果面对比较大的负荷，上不去了，上不去我就放下来。”在健身上，他不再逞能了。

　　但写作上没停止逞能。从多年前，他看到一则关于外科医生出了严重精神问题的新闻，决定写一部小说起，《欢迎来到人间》的写作状况浮浮沉沉，拿起又放下，“折磨”了他十多年。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汪政回忆，在大家几乎忘了这件事的时候，毕飞宇把它写了出来。

　　小说讲了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傅睿，在一次失败的手术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机。一个理性的年轻人，梦魇般陷入执念，渴望拯救身边的堕落者。《欢迎来到人间》中，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为了拯救给别人当情人的年轻护士小蔡，傅睿将她拉进一辆黑色的帕萨特，绕着操场疾驰，希望借此拯救对方的灵魂，让她吐出身体中的不洁之物。小说的写作，毕飞宇不像过去那般游刃有余，如同一个年轻人，在精神世界的房间里四处碰壁。

　　小说写了三遍。最初沿用毕飞宇一贯的写作风格，重视故事和人物。但疫情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创作，有时候连出门买盒烟也成为奢望，而三年没有系统的训练，健身成果“毁得差不多了”。他推翻了原本的想法。“这个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纠结感、疼痛感、困难感、碰壁感，完全是2019年年底所经历的那种特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毕飞宇说。

　　那段时间，他的状况时好时坏，写作成为唯一的挽救。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渗透、互为参照。状态好时，他写得放松；状态低迷，写作强度就会变得异常大。

毕飞宇偏好抽象思维，大学时爱写诗，但叙事的天赋让他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受访者供图）

　　对作家来说，写作终究是要处理人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你有没有划过船？”他突然问南方周末记者。那是美国人设计的一种健身器材，叫史密斯机，柱子里有液体，把杠铃扛在肩上，人要发力克服它的重量，力量越大，液体的阻力就越大。“那叫等张运动。”毕飞宇说，“作家跟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等张运动，你越发力，越能够承受到生活的力量，你不发力，这个力量就没有了。”

　　“作家的内心是有抗拒的东西的，生活当中，与生俱来有一些力量，一方面你得参与它，一方面你又在抗拒它。”他说。

　　若干年前，有记者来采访，问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我很可悲，居然被这句话问住了，”毕飞宇至今记得当时的感受，“当我回忆起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目录。”目录上，是一篇篇成功或不那么成功的小说。不少朋友都称他为“宅男”，移动通讯设备尚未普及时，给他家打固定电话就能联系到他。他不怎么喝酒，不常出现在文坛饭局。

　　他又并非全然的书斋型作家，对于时事，他有自己的观察，2010年前后，他一度在微博上活跃。

　　毕飞宇早期曾痴迷于寓言式的历史写作，凝视1970年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1990年代后期，他笔下虚拟世界的时间轴与现实生活开始逼近、交叠。“我始终怀疑生活……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更合理。”

　　近些年，他的小说世界，准心也并未偏离现实太远。

　　“从《推拿》开始，他逐渐找到了和现实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和历史的对话关系。”文学评论家汪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一个作家自信的表现，他隐隐感觉到现实是不清楚的，难以把握的，但对于新来的东西，他没有退守。很多作家转写与现实相对远的历史题材，近乎不写了，但毕飞宇仍然用他的方式，调整自己的姿态，反而越来越接近，终于构成了和时代的共时性关系。”

       一个偏好抽象的人去写小说

　　声名和声名是不一样的。

　　毕飞宇偏爱抽象思维，并将这种偏好归因于“天生的”“神经元类型就是这个”。在扬州师范学院读大学时，念中文系，却很长一段时间热衷读哲学，惊讶于哲学家的语言天赋。“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用几句话，甚至一个概念，就把整个世界拎起来了。”

　　他说，那时就读三个人，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一个笑话，根本读不懂”。相反在叙事上，他早早就崭露天赋，1970年代，他和玩伴讲他读过的一个小说，对方找来看，发现小说写得还不如他说得好。

　　1980年代，校园里写诗成风，和很多“盲目”的年轻人一样，他也难免置身其中。“校园里所有大学生都在写诗，我又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别人写诗我为什么不能写诗呢？”顺着文学大潮，毕飞宇蓄起长发，穿着喇叭裤，很快成了校园诗人。“嘚瑟得不得了，周边的朋友也不说实话，天天在那儿夸我，老毕写得好，老毕是个诗人。”

　　1987年，诗人毕飞宇去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工作。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写诗上的局限和吃力，等到写小说时，则是天高地阔的自由。

　　写作小说一开始是为了排解迷茫和无措。年轻时，精力难以释放，就宣泄在小说上。他写惯了诗，一开始不会写小说，用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很“笨”的方法：找到海明威的小说，一支笔，一张白纸，整篇往下捋，寻找小说内部的写作脉络。阅读哲学书籍带来了毛病，当时还是女友的妻子一针见血指出：他的小说里有太多的关联词。他开始训练自己，每天花一点时间“瞎写”，打破逻辑思维的限制。

　　他盯住最重要的几家杂志《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投，始终石沉大海，直到199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孤岛》才被当时《花城》的编辑朱燕玲从一堆来稿中翻出来。朱燕玲印象里，《孤岛》是“一个比较周正的稿子，很成熟”。

　　当时，文学的局面一度有些冷了下来。但发表仍然给毕飞宇带来了巨大的鼓励，“内心很亢奋”。

　　朱燕玲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和毕飞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家里，南京邮电学院的宿舍。毕飞宇骑了一小时自行车，从他所在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赶来。朱燕玲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很瘦、沉默、话不多。毕飞宇形容那是一次“不咸不淡”的会面，沉默占据大多数时候，他一下午都在认真、全力以赴地喝水。后来回忆那场碰面，毕飞宇说起她弟弟，朱燕玲记住了那个表达，“你看这就是作家的语言，中学生嘛，正在发育的样子，他说像一个毛茸茸的生冬瓜。”

　　那个年代，南京的小说氛围浓厚，当时《钟山》的编辑范小天（后来成为副主编）租住的农民房——一个被称为“鸟巢”的地方，是不少作家的交流据点。毕飞宇记得，他刚来南京那会，讨论小说的氛围浓郁到，让人错觉置身校园。大家坐下就谈论三个人——马尔克斯、昆德拉、博尔赫斯，常常陷入争论，甚至吵架，吵完后再放下。

　　范小天留意到，在那样的文学青年聚会上，毕飞宇通常是一个沉闷的形象，不怎么说话。但初次见面，他就识别到那种“一根筋”的气质，他觉得毕飞宇有点像“西西弗斯的兄弟”，一个不断推石头上山的人。“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孤独的，凡是独特的人，凡是身上有一种劲的人，都是孤独的，他无法真正和人沟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刚开始写作时，不满意的作品，毕飞宇就在稿纸上画上一个叉，锁在抽屉里，永不示人。一些作家会将早期不够成熟的作品出版，供读者或评论界探索其早期风格，他至今拒绝出版那些学徒期的创作。“不行，减分的事不要做。”他说。对待自己的稿子，他删起来不怎么留情。长篇小说《平原》里，原本有八万字本地风俗的描写，他没有再另外创设文档备份，留有日后恢复的机会，“彻底删掉，想也想不起来了。”

　　“这种苛刻在他初期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到后来，我觉得应该是形成了类似肌肉记忆的习惯。”《雨花》杂志主编朱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毕飞宇的）文字出来就是干净的，说话都特别干净。”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由张艺谋执导，毕飞宇担任编剧，1995年入围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资料图）

　　1993年，在《钟山》发完四篇小说后，他被范小天推荐给张艺谋，成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

　　那是个文学和影视联姻的年代，丁帆记得，1990年代，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读者寥寥，书压在出版社的仓库里销不出去，“当它改编成为电视剧的时候，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一次就加印了20万册。”丁帆观察到，一个新的铁律正在形成：读图时代正在替代读书时代，写影视剧本比写小说更能获得市场的“红派司”。

　　与影视的喧嚣相比照的，是文学的持续冷落。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那时候的文化氛围，“没有笔会，没有研讨会，没有媒体的大力鼓动，这些东西都没有，人们甚至都不谈文学。”

　　跟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后，一个在影视圈立足的机会摆在毕飞宇面前。他却开始躲着媒体。他预计，几次采访就足以让他借着张艺谋的东风迅速出名。他不愿意，因此保持沉默。

　　“我要把宝贵的成名机会留给我自己，我不能搭他的顺风车，内心这个想法非常强烈，（这涉及）年轻人的自尊，我是看得到未来的，也许我再写几部作品就可以出来了，我干吗把人生最好的机遇扔给别人呢？我舍不得。”毕飞宇说。

　　声名和声名是不一样的。

　　毕飞宇一个猛子又扎回小说写作里。记录那次海上之旅的小说《叙事》，1994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他始终将其视为1999年以前他最为满意的作品，全程凭借冲动将它写下。但除文学界的人外，鲜少有普通读者关注。有人不无惋惜地对他说：“这个小说早个几年出来的话，你靠这个小说就确立地位了。”

　　他度过了几年“状态不好”的日子。直到2001年，中篇小说《玉米》面世。

　　那一年，花了40天写完《玉米》后，他对这篇小说没有底气。小说原本是给《收获》写的，按他的话说，在一大片城市写作中，他突兀地交出了一个乡村的故事。因为不自信，他发给信任的文学批评家李敬泽，请他掌眼。很快，他的汉显BP机上跳出一行字：2001年，第四期《人民文学》。

　　在一次研讨会上，莫言不无欣赏地谈起当年读到《玉米》时的震撼。“当时我想这个兔崽子是哪里冒出来的，他把我想写的小说提前写完了，本来我是想写完高粱写玉米的，结果他写了，我再写的话，只好写别的农作物了。”

　　《玉米》发表后的那几年，毕飞宇出门，一坐下来，所有人都跟他谈论《玉米》。那段时间，他的电话“不停的”。有时朋友酒后来电：飞宇啊，我们喝酒讨论了一晚上《玉米》。然后把讨论的内容一五一十告诉他。他平时很烦酒后电话，但那种热情，让他颇为受用。

　　毕飞宇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作家的“爆红”。

　　“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个作家的爆红，整个九十年代那么萧条，我们这一代作家已经不指望了，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爆红的。”毕飞宇说，“辉煌的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代已经非常没落，但最起码在我身上还能感觉到大家对文学的热情，特别简单的那种热情。”

　　“爆红”把他的创作调整到狂热状态。“没有心思想别的，恨不得每天变成48小时，拼了命地写，那一两年，我每天能写十五六个小时。”那时他精力无限充沛，每天把自己闷在书桌前，写完后，电脑一关，发现窗户外面是黑的，“我要想好半天是上午还是夜晚，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他一篇又一篇出小说。从“三玉”（《玉米》《玉秀》《玉秧》）到长篇《平原》，得到读者的追捧，受到评论界的关注。直到《平原》完稿，才终于感觉精力衰退、透支。他敏锐地感知到，写完《玉米》后，另一个毕飞宇诞生了。那种与曾经的先锋派写作截然不同的，侧重呈现人物现实状况的叙事语调一直养到他2008年写完《推拿》。

娄烨导演的电影《推拿》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资料图）

　　“今天回过头来看，某种意义上讲，我写《欢迎来到人间》的麻烦也就埋下了。”距离《推拿》出版十五年后，毕飞宇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面色郑重地说。他说，年轻时写作多少带点功利心，担忧读者能不能接受，批评家能不能接受，甚至想能不能得奖。放在那时候，他不敢把《欢迎来到人间》这样的作品交付出来。

　　而现在，“即使扑过来骂我也不担忧，这是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才有的心态。40岁之前我们不敢的，现在我一点都不。”他说，“有一个最大的本钱，我的小说语言在这儿，再怎么不能接受，我语言是撑得住的，你永远不会说我写一个粗制滥造的东西。”

       历史与当代，乡土和远方

　　和父亲越来越像。

　　毕飞宇常说自己是“疼痛的人”。

　　对疼痛的感知，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父亲的经历。父亲原本在城里的教育局工作，被打成“右派”后，去了村子里当老师。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做了五六年农民，一睁开眼，就是他的最低谷。人生的前十五年，毕飞宇辗转过三个村、镇，生活一次又一次被连根拔起。

　　他和父亲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很糟。他说，父辈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他们这一代人，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通常很淡。“我们在外面玩，手被割破了，脑袋被打破了，血流满面的，回到家没有什么疼不疼，一切都很平静。吃完饭出去，还活着回来就行了，就是这样的生活。”

　　毕飞宇觉得，父亲就像《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上校的父亲何塞，“整天在那儿对冰块，对望远镜，对磁铁，对欧洲的科技感兴趣”。毕飞宇记得，十岁左右，父亲拿一本逻辑学的书，向他讲起概念的周延、不周延。他理解父亲是因为无人可讲，但他更多的是困惑。“哪有这样做父亲的？”他说，一个少年，希望的不过是从父亲那里获得一些关心和爱。

　　父亲今年91岁了，两人聊天，聊的仍是1000公里以外的事。“他永远不会跟你聊身边的事情，家里的柴米油盐，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很难说清，毕飞宇对抽象思维的偏重是否正来源于此。

　　如今回望自己的童年，毕飞宇觉得大部分时候是快乐的，对很多东西仅仅是知道。他第一次触摸到生活更深层的肌理，是在1979年父亲“平反”那天。父亲把通知书放在他面前，多年的灾难和屈辱都在一张纸上。父亲点起一根烟，不吭声。两人都没说话。

　　父亲始终是一个沉默的人，很少见他情感流露的瞬间。毕飞宇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除夕之夜，父亲看着鲁迅的《祝福》，哭了。“《祝福》除夕之夜，祥林嫂死了，他的养母也是除夕之夜死的，所以他痛苦。”毕飞宇回忆，“他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沉默，一句话不说。”

　　2008年5月12日，写完《推拿》那天，毕飞宇清晰地记住那个日子，父亲的命运和他虚构的人物命运有了交叠。上午弯腰洗脸时，父亲的血管爆了，眼前突然漆黑一片。毕飞宇带他去看医生，做完手术后，视力暂时恢复。但没过多久，就彻底看不见了。他们再次去医院，医生说，老爷子，我们不手术了，上一次你的眼睛是灯泡坏了，我们帮你修，现在你是电线坏了，你听懂了吗？父亲默默地不说话，转过身来对他说，我们回家吧。“那一刹那很痛苦，我也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也不表现出来，我也不表现出来，我说好吧，我们就回去吧。”

　　父子俩再度平静地接受了那份痛苦。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他回忆，父亲沉思的样子让家里变得死气沉沉，他一点都不喜欢。父亲的瞳孔里只有宇宙，寡言、偏执，是一个非物质的人。但过了30岁，他觉得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现实。”

　　他说，母亲是他的太阳星座，活泼、热爱运动，父亲则是上升星座。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会越来越接近上升星座的气质。“很不幸，我的儿子也不喜欢我的气场。我坐在电脑面前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家里头死气沉沉。历史就是这样，它要循环，我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生命内部有秩序森然的一面。他有非常清晰的价值尺度，并且很警觉地守护着。”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作家艾伟描述他印象中的毕飞宇，“在某些事关他生命感觉也好、价值系统也好等方面，他是不容被冒犯的。他有很决绝的一面。”艾伟觉得，这种“决绝”也影响到了他的语言，“我曾开玩笑说他是‘语言的独裁者’，放眼望去，他希望他的语言像一支队伍一样整齐，没有任何瑕疵。”

　　因为警惕语言，父亲一点都不支持他写小说。父亲本是语文老师，“文革”期间自学了物理。成名后，他把自己的小说递给父亲看。父亲言简意赅：一语言好，二深刻。

　　不止一个人说毕飞宇的语言“像一块瑞士手表一样精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阅读毕飞宇小说的感受：很少会看到词语在段落里哐里哐当滑动。“你会看到这个人有丰富的感官系统，但是他又不允许它泛滥，而是把它转化成精确的内在的力量。”张同道说。

毕飞宇自小在江苏兴化度过童年，不断在村、镇间搬家。父亲是养子，跟着养父姓“陆”，后来改姓“毕”。儿子出生后，毕飞宇一度询问父亲，儿子到底是该姓陆还是姓毕。（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截图）

　　多年前，为了拍摄纪录片《文学的乡愁》，张同道联系上毕飞宇，遭到直白的拒绝。“他说他没有乡愁，没故乡，连姓氏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拍什么？”作家一句话把天聊死。张同道和他通了三小时电话，终于把他说服：“你在文学中已经构建了一个故乡，这个故乡不会是无端端从空中飘来的。”后来，这部纪录片改名为《文学的故乡》。

　　少年时代的毕飞宇，在他人眼里属于“不着调的类型”。后来他才明白，他的家庭在村子里的特殊性。他在回忆年少的文章中写自己，一个黑色的、皮包骨的少年，自以为是远东的堂吉诃德，“他的敌人是那些高挑的芦苇，他的心中充满了没有来路的正义。”

　　某种程度上，他面对的更像是被拼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那时，他家就像一个茶馆，知青们常常来聊天。村里人的交流通常围绕着“牛和猪”“小麦和土豆”，但知青和父亲的语言不一样。他第一次听到“基辛格”的名字是在1971年，盘腿坐在地上的少年一度以为这位大人物名字里的“基”是鸡鸭鹅的“鸡”。

　　“我觉得美国人的姓怎么这么怪。”毕飞宇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觉得那种语言里本身就带有虚构的形式，和环境的关联度一点都不强。“今天在一个手机时代，语言脱离具体的生活、具体的物质，是一个常态，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讲不一样。”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世界很大，存在远方。“以前所有的世界，整个地球就是我们村子，生活里面的一切就是这个。有了知青之后，就有了无穷无尽的远方的遐想，很强烈，其实那个时候很类似于一个小说家。”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3年，上大学之后，毕飞宇开始拒绝使用方言，他曾谈及原因：只是希望自己能“在远方”。

　　过去很多年，这位60后作家对乡土社会有种奇妙而冲突的情感混合。在《玉米》《平原》等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里，他毫不留情地刻画基层社会里人的政治，那种追逐“人在人上”行为背后的鬼影。那是他历时最久的写作母题。

　　曾经的文学青年张同道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他在长江流域，我在黄河流域，但是我们感受到的东西是一致的。那个时代气氛，那种压抑，那种文化的荒芜，人性的残酷。”

　　这种打量过去的写作，曾招致批评。

　　2005年，辽宁锦州的一个长篇小说研讨会上，文学批评家陈晓明认为，中国的小说家有先天缺陷，离开了历史的脚手架后，似乎就不会写作了。那时，《平原》刚刚出版，毕飞宇一度对这部作品拿茅盾文学奖有很高的预期。在会上，毕飞宇和陈“顶了起来”。

　　张同道觉得，文学不是新闻，作家不需要对生活做出即时反应，但社会会投影在作家的心里。《欢迎来到人间》的背景放置在十多年前的非典时期，却让人感受到当下的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性的转化是极其缓慢的，甚至上千年都有超稳定结构。”

　　“我从来就不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离开‘历史的脚手架’。”丁帆认为。

　　1988年那次海上漂泊的经历，最终化为小说《叙事》。毕飞宇虚构出不曾谋面的奶奶的人生，由此补上家族历史的空洞。小说的结尾写道：“我仔细详尽地体验这种感觉，泪水就奔腾了，纵横我的面颊，像我奶奶慌乱的指头。”

　　当年，渔船没在原目的地停下，而是在上海靠了岸。巧合的是，那正是传闻中父亲的生母曾生活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从不知道自己的来处。

　　上岸后，路面仍像海浪一样涌动，毕飞宇跌跌撞撞靠在一棵树旁，哭了很久，“说不清理由”。他说，脸上有无数慌乱的指头在动。

       一堆人拥堵在你的内心

　　“他真的是在小说世界里死的，还是作家杀了他？”

　　2017年的《朗读者》节目，主持人董卿问他，为何对家的概念是漂泊这两个字。他后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好几次，如果董卿再往前推一步，他很有可能在节目现场大哭。

　　在公开场合，毕飞宇总流露出幽默、健谈一面，那是大家熟悉的毕飞宇。感性一面常常被隐藏起来，不为人知。他的泪点很低。在大学宿舍，一个人读到一首俄罗斯民歌，想到故乡的种种，也会情难自抑地流泪。

　　他在1990年代做过记者，有一次采访名人，对方说得动情，毕飞宇被眼泪打动，很快写出一篇报道。几天后，有人告诉他，面对记者，那个名人嘴里没几句实话。在一个纪录片中，毕飞宇坦然承认，自己更擅长虚构的故事，而现实世界的新闻采访，他常常写不好。

　　现实生活里，很多人都感知到毕飞宇身上有锐度的一面。作家迟子建称他随和又“多刺”，和他接触起来有“不容易”的部分。朱燕玲也发现，现实相处中，毕飞宇常常一针见血地说话，“让你噎着，但你也不得不服……他好像不那么世故，有点我行我素。”

　　文学评论家张莉与毕飞宇相识十余年，她印象里，生活里的毕飞宇自律、冷静，和热闹的东西保持距离，但“从他的作品里面能够看到他对这个世界的洞悉，然后感受到他内心的柔软，恐惧、疼痛”。

　　面对他的虚构世界，毕飞宇更坦然地流露感性，“写作时流泪不要羞于承认的，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他说。

　　《欢迎来到人间》出版前，编辑曾提议删掉小说里某个人物的相关段落，这个删减并不影响大局。但这遭到了毕飞宇的强烈反对，他几乎把编辑骂哭。“你们不了解一个作家的道德感，这个人物只要在我的小说里面出现了，我有责任让他在作品里以文学的形象、文学的生命，活在作品中。我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仅仅是一个名字，仅仅是一个符号，不可以。”

　　“对大部分人来讲，虚构是虚构，现实是现实。对我们写小说的人来讲，虚构就是现实，我们不认为它在虚构，我们只不过是投入了另一种生活而已。”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哪有什么虚构不虚构，你得负责任，你得承担那个世界。”

　　他和人物如同生活在一起。过去多年，傅睿像条蚯蚓一样，在他的脑子和生活里到处转悠，越到后来，他越想摆脱，“摆脱他的愿望远远超过写完一本书的愿望。”

　　和傅睿相处的这些年，毕飞宇时常感觉恐惧。他摩挲着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因为一次没能挽救病患的手术，而陷入到极度不稳定的精神状况，“很黑”。

　　“傅睿有疑问，（病人的）死和我有没有关系？作家也有这样的疑问，小说里面的人物死了，和我有没有关系？”毕飞宇说，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他真的是在小说世界里死的，还是作家杀了他？”

《欢迎来到人间》设定在“非典”之后，外科医生傅睿因一次手术事故，陷入了精神危机。（文图无关，视觉中国 图）

　　更令他感到更意外的，是另一个人物老赵。小说刚开始时，老赵是个体面人，拥有体面的退休生活。做完肾移植手术后，原本在家里常对妻子动手的老赵，突然意识到权力的颠倒，仰赖着妻子日复一日的看顾。老赵像面对上帝一样，向妻子跪下，表达虔诚。毕飞宇意识到老赵这个人物身上的普遍性，“他就在我的生活里面，或者说他是我的一个部分。”

　　“时间长了以后，你突然会发现，所谓的虚构人物，是从你的内心滋生出来的。对于读者来讲，你看到的是老赵这个人，但对于作者来讲，你能完整看到自己内心的轨迹，这个轨迹是很让人恐惧的。”毕飞宇用手比划着说，“一点一点地从这儿到这儿。”

　　“一个敏感的、泪点很低的作家，要去呈现日常生活的芒刺，审视人性里难以审视的部分，不会让你感到很痛苦吗？”

　　“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你选择作家这一行，所必须承担的命运。”毕飞宇说。

　　写作时，控制人物命运的走向，是作家的权力，毕飞宇却对此保持警惕，“你必须最大限度控制自己手上的权力，让人物自由，让虚构世界里面的人物自由。”如果一个人物在虚构世界里自由了，想抗争自己的命运，那就“顺着他”。

　　很长一段时间，《欢迎来到人间》难以进展下去，他推翻了好几次。

　　毕飞宇爱把“沮丧”挂在嘴边，小说没写好会沮丧，没能及时捕捉灵感也会沮丧。近年来极度沮丧的一次，是在2013年前后，《欢迎来到人间》写到一半，几乎停滞，僵了两年。

　　过去，曾有人问他，担不担心小说写不下去了？他说不担心。写作的过程“就是一堆人拥堵在你的内心”，“到了一定的地步，一定有人来敲门，你门一拉，一个人来了，就是一部新的作品”。那是一种带点迷信的自信，相信自己是老天爷选择来写作的。

　　但那两年，小说没有一点可以向前发展的可能。他差不多快要接受被老天爷放弃的命运了，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写了，那段时间，他出去开会、参加活动，一切如常，外人看不出来，只有他自己和家人知道，每天到底有多沮丧。

　　操场经常是他宣泄情绪的场合。他小时候家住学校，推开门就能见到操场，“13岁之前，操场是我们家的天井”。朱燕玲记得毕飞宇和她讲，拿到《花城》发来的第一笔稿费后，他骑着一辆三轮车，拉着用稿费买来的冰箱，绕着操场满场骑。

　　他有些羞赧甚至带有不解地提到，1997年的夏天，他开始痴迷于足球，每天雷打不动在出现在球场。下雨天也不例外，一个人在雨中练习射门。

　　《欢迎来到人间》陷入停滞后，有一天，他去美国看望儿子，就在一个橄榄球场，提着啤酒晃悠。一个灵光像雷一样击中了他，“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要发展下去呢，我重写不就完了吗？”

　　他赶快在美国的超市里买了一支圆珠笔，一本笔记本，把小说全部推翻，只保留第一章，从第二章从头写起。

　　现在，他已经不像年轻狂热时那样昼夜不分地写作了。写《欢迎来到人间》，他没熬过通宵，“失眠了第二天怎么办呢？”但小说即将结尾的那晚还是破例了，他写到凌晨四点。2022年年底，这部折磨他良久的小说终于结束，通过email发出去后，毕飞宇真切感受到了平静。

　　一旦小说完成，离开电脑，毕飞宇立即回到现实的日常，再也不去玩味虚构世界里人物的命运，把他们从生活里剔除得干干净净。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的一生就是别人走进自己的内心络绎不绝，自己走进别人的内心络绎不绝，不就是这样吗？”毕飞宇说。